刘红宇_法律视角看两会 | 政协委员刘红宇:推动预防性公益诉讼尽快落地

时间:2022/8/9 0:00:00

央视网记者:作为法律界的全国政协委员,您今年的建议将主要关注哪些问题呢?

刘红宇:今年主要关注的是完善公安机关立案流程、公益诉讼和加快个人破产立法等。

央视网记者:今年您建议加快个人破产立法。个人破产制度是怎样的一种制度?设立这种制度,有哪些重要意义?

刘红宇:个人破产,就是自然人作为债务人,在不能清偿其到期债务时,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并对其财产进行清算和分配或者进行债务调整,对其债务进行减免并明确当事人在破产过程中其他的权利义务。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误区,那就是个人破产并不是说可以欠债不还,而是在破产程序中综合各方因素,妥善处理债务。处理的方法就包括固定一个债务总额按照一定的还款计划还款,或者对债务人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等。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个人的创业投资、超前消费趋于常态化,居民债务压力和社会负债率居高不下,内外部的小变故都会成为压倒高负债个人的一根稻草,因此给“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一个破茧重生的机会,对于维护市场稳定和活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个人破产制度对于债务人来说,消弭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因素,为其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创造了稳定、可预期的环境,有利于债务人积极努力偿还债务,这对切实解决个人债务问题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而债务人诚实、守信对社会信用体系也发挥了正向作用。对债权人来说,虽然有了一定的利息损失甚至本金损失,但债务人偿债计划确定后,债权人的权益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障。

央视网记者:您建议进一步完善公安机关接报案制度。您认为现在的制度存在哪些值得改进之处?您认为应当采取哪些措施来进一步完善公安机关的接报案制度?

刘红宇:目前已有《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公安部关于改革和完善受案立案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立案意见》)等多项法律法规、部门规章颁布实施。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对于报案、控告、举报,都应当接受。但是由于并非所有案件都由公安机关管辖,公安机关在接到群众报案后,应当进行甄别审查,核实案件确属公安机关管辖后再受理,之后才会审查是否立案。对此公安部在《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四条明确,对接受的案件,或者发现的犯罪线索,公安机关应当迅速进行审查。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对于部分违法犯罪事实不清楚的案件,由于并不能立即判断是否属于公安机关管辖,导致公安机关接到群众报案后并不能第一时间进入立案审查的程序。而在接到群众报案至受理案件这期间,报案人享有何种权利、公安机关审查时限是多久、受案条件是什么、能够采取何种措施进行受案审查、如果不予受理是否应当出具文书等方面,在《程序规定》《立案意见》等相关规定仍是空白,导致实践中时常出现问题。

所以,我建议完善公安机关接、报、受、立案制度的顶层设计,适时修订包括《程序规定》《立案意见》在内的相关规定,规范“接报案”到“受案”之间的执法环节。具体应当包括:

1.明确规定全面接报案登记并出具接报案回执

对接到的群众报案不论是否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一律当场进行接报案登记,当场接受证据材料,当场出具接报案回执并告知查询案件进展情况的方式和途径。

2.明确接到报案后受理案件的期限和条件

对于不能立即判断是否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案件,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形,明确不同的期限和受理条件,并向相关报案群众公开,明确报案群众的预期。

3.明确规定公安机关有权对是否受理案件进行适当调查

对于不能立即判断是否属于公安机关管辖、是否应当受理的案件,应当赋予公安机关在这个阶段一定的调查权力,以避免因报案人提供的证据不足而影响案件的审查和立案。

4.明确告知报案人受理案件的结果

公安机关不论是否受理案件,都应当告知报案人审查的结果,并制作相应的书面通知说明不受理的理由。

5.明确不予受理案件的救济途径

公安机关应当明确,报案人在接到公安机关不予受理案件的通知后,应当有权提起相应的救济措施。

央视网记者:今年,您提议完善预防性公益诉讼相关司法解释。什么是预防性公益诉讼?您认为现在的司法解释有哪些地方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刘红宇: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是与救济性环境公益诉讼相对应的概念,是指法定的机关或组织对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风险的行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提起公益诉讼的制度。

现行《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5年1月7日颁布实施,明确规定了预防性公益诉讼条款,赋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对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的权利。同时进一步规定了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行为承担责任的具体类型,正式确立了我国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将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提升至事中甚至事前,有助于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减少生态环境修复成本,避免生态环境遭受损害或者生态环境损害进一步扩大。

然而自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确立七年以来,人民法院却极少受理相关案件。可以说当前环境保护公益诉讼仍然主要以事后救济、损害控制为主,绝大部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都是发生在环境公共利益的损害已经实际发生,甚至环境危害行为已经结束之后。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难”——立案难、举证难、认定难。

《解释》第八条规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提交被告的行为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初步证明材料。实践中对于预防性公益诉讼“重大风险”需要证明到何种程度,没有明确规定,使得人民法院很难把握立案尺度,只能倾向于从严掌握,造成立案困难。

在预防性民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由于没有实际损害结果发生,因此对于涉诉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不具有客观证据,因此对于诉讼当事人来说,需要提交什么证据,是专家论证、模拟实验、鉴定结论还是既有案例等都不清楚,造成举证困难。而对于法院来说,要如何认定相关涉诉行为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目前也没有明确规定,使得人民法院案件事实认定上存在“盲区”,造成事实认定难。

所以,在本次全国两会上我提交了提案,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修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立案标准、受案范围、举证责任以及对损害结果的认定等方面增加对于预防性公益诉讼的特殊规定,以满足预防性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要求,推动预防性公益诉讼尽快落地。

(刘红宇: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新阶层联谊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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