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门小故事之二入与四行

时间:2022-05-11 12:30:07

达摩大师东来中国以后,他所传授的原始禅宗,暂且命名为“达摩禅”。现在概括“达摩禅”的要义,是以“二入”“四行”为主。所谓“二入”,就是“理入”与“行入”二门。所谓“四行”,就是“报冤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四行。

  “理入”并不离于大小乘佛经所有的教理,由于圆融通达所有“了义教”的教理,深信一切众生本自具足同一真性,只因客尘烦恼的障碍,所有不能明显地自证自了,如果能够舍除妄想而归真返璞,凝定在内外隔绝“心如墙壁”的“壁观”境界上,由此坚定不变,更不依文解义,妄生枝节,但自与“了义”的教理冥相符契,住于寂然无为之境,由此而契悟宗旨,便是真正的“理入”法门。这也就是后来“天台”、“华严”等宗派所标榜的“闻、思、修、慧”“教、理、行、果”“信、解、行、证”等的滥觞。

换言之,达摩大师原始所传的禅,是不离以禅定为入门方法的禅,但禅定包括四禅八定也只是求证教理,而进入佛法心要的一种必经的方法而已。如“壁观”之类的禅定最多只能算是小乘“禅观”的极果,而不能认为禅定便是禅宗的宗旨。

同时如“壁观”一样在禅定的境界上,没有向上一悟而证入宗旨的,更不是达摩禅的用心了。例如二祖神光在未见达摩以前,已经在香山宴坐八年,既然能够八年宴然静坐,难道就不能片刻“安心”吗?何以他后来又有乞求“安心”法门的一段,而得到达摩大师的启发呢?这便是在禅定中,还必须有向上一悟的明证。因此,后来禅师们常有譬喻,说它如“狮子一滴乳,能迸散八斛驴乳”。

  “行入”达摩大师以“四行”而概括大小乘佛学经论的要义,不但为中国禅宗精义的所在,而且也是隋、唐以后中国佛教与中国文化融会为一的精神所系。可惜后来一般学禅的人,看祖师的语录、读禅宗的汇书等,只喜欢看公案、参机锋、转语,而以为禅宗的宗旨,尽在此矣。殊不知错认方向,忽略禅宗祖师们真正言行。因此,失却禅宗的精神,而早已走入禅的魔境,古德们所谓“杜撰禅和,如麻似粟”,的确到处都是。

所谓“报冤行”这就是说,凡是学佛学禅的人,首先要建立一个确定的人生观。认为我这一生,来到这个世界,根本就是来偿还欠债,报答所有与我有关之人的冤缘的,因为我们赤手空拳、赤条条地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一无所有。

长大成人,吃的穿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众生、国家、父母、师友们给予的恩惠,我只有负别人,别人并无负我之处。因此,要尽我之所有,尽我之所能,贡献给世界的人们,以报谢他们的恩惠,还清我多生累劫自有生命以来的旧债,甚至不惜牺牲自己而为世为人,济世利物。大乘佛学所说首重布施的要点,也即由此而出发。

这种精神不但与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的入世之教互相吻合,而且与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的效法天道自然的观念,以及“以德报怨”的精神完全相同。

达摩大师自到中国以后,被人所嫉,曾经被五次施毒,他既不还报,也无怨言,最后找到了传人,所愿已达,为了满足妒嫉者仇视的愿望,才中毒而终,这便是他以身教示范的宗风。以现代语来讲,这是真正的宗教家、哲学家的精神所在。苏格拉底的从容自饮毒药;耶酥的被钉上十字架;子路的正其衣冠,引颈就戮;文天祥的从容走上断头台等事迹,也都同此道义而无二致。只是其间的出发点与目的,各有不同。

原始在印度修习小乘佛学有成就的阿罗汉们,到了最后的生死之际,便说:“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然后便溘然而逝,从容而终。后来禅宗六祖的弟子,永嘉大师在证道歌中说:“了即业障本来空,未了先需偿宿债。”都是这个宗旨的引申。所有真正的禅宗,并不是只以梅花明月,洁身自好便为究竟。后世学禅的人,只重理悟而不重行持,早已大错而特错。因此达摩大师在遗言中,便早已说过:“至吾灭后二百年,衣止不传,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说理者多,通理者少。”深可慨然!

  所谓“随缘行”佛学要旨,标出世间一切人、事,都是“因缘”聚散无常的变化现象。“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此中本来无我、无人,也无一仍不变之物的存在。因此对苦乐、顺逆、荣辱等境,皆视为等同如梦如幻的变现,而了无实义可得。

后世禅师们所谓的“放下”、“不执著”、“随缘销旧业,不必造新殃”,也便由这种要旨的扼要归纳而来。这些观念,便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更深一层的精义。它与《易经系辞传》所谓:“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居易以俟命。”以及老子的“少私寡欲”法天之道,孔子的“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吾如浮云”等教诫,完全吻合。

由此观念,而促进佛家许多高僧大德们“入山唯恐不深”“遁世唯恐不密”。由此观念,而培植出道、儒两家许多隐士、神仙、高士和处士们“清风亮节”的高行,但如以“攀缘”为“随缘”,则离道远,虽然暂时求静,又有何益?

  所谓“无所求行”就是大乘佛法心超尘累、离群出世的精义。凡是人,处世都有所求。有了所求,就有所欲。换言之,有了所欲,必有所求。有求就有得失、荣辱之患;有了得失、荣辱之患,便有佛说“求不得苦”的苦恼悲忧了。所以孔子也说:“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cheng2:用东西触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如果把孔子所指的这个意义,与佛法的精义衔接并立起来,便可得出“有求皆苦,无欲则刚”的结论了。

倘使真正诚心学佛修禅的人,则必有一基本的人生观,认为尽其所能,都是为了偿还宿债的业债,而酬谢现有世间的一切。因此,立身处世在现有的世间,只是随缘度日以销旧业,而无其他所求了。这与老子的“道法自然”以及“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jin1:怜悯,怜惜;自尊自大,自夸;庄重,拘谨),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乃至孔子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都是本着同一精神,而从不同的立场说法。但是后世学禅的人,却似有所得的交易之心,要求无相,无为而无所得的道果,如此恰恰背道而驰,于是适得其反的效果,当然就难以避免了。

所谓“称法行”这是归纳性的包括大小乘佛法全部行止的要义。主要的精神,在于了解人空、法空之理,而得大智慧解脱道果以后,仍须以利世济物为行为的准则。始终建立在大乘佛法以布施为先的基础之上,并非专门注重在“榔樮横担不见人,直入千峰万峰去”,而认为它就是禅宗的正行。

以上所说的,这是达摩禅的“正行”,也便是真正学佛、学禅的“正行”。无论中唐以后的南北二宗是如何的异同,但可以肯定地说一句:凡不合于达摩大师初传禅宗的“四行”者,统为误谬,那是毫无疑问的。如果确能依此而修心行,则大小乘佛学所说的戒、定、慧学,统在其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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